民国知多少之一：百年一觉民国梦

　　
　　一 崩塌的王朝
　　
　　1910年10月，作为大清国第一届资政院总裁，皇贝子溥伦四处奔走，游说权贵，呼吁迅速召开国会，他慷慨陈词：“非于明年召集，必失人心”。这位仁兄恐怕没有料到，一不小心，他竟然成为史上最牛白乌鸦。一年后，武昌起义，大清王朝离心离德，轰然崩塌。
　　
　　其实朝廷并不白痴。只要不是政绩迷了心、马屁蒙了窍，任何具有正常思维的肉食者，都会对内外交困的形势深感忧虑。在言路通畅方面，清季仍旧有着清议谏言的传统以及“匹夫有责”的士子情结，上无昏君，下有诚臣，不可能说讳疾忌医自欺欺人，明明机长已经预警、飞机即将坠落，却依然唾沫四溅地鼓吹“形势一片大好”，自我陶醉在“前所未有的盛世”幻想中——虽然大清国在新世纪的前十年确实有着难得的安定团结的战略机遇期，而且多灾多难的大清国非常需要借这样的吉言“振奋人心”。相反，大清国上上下下都对立宪投入极大的热情，把宪政作为挽救危亡、维系统治的唯一途径。行宪政、定宪法、开国会，是当时不容违逆的集体意志。《民立报》描述说：“请速开国会之声浪如潮涌、如雷震，凡诸反对亦阳表同情，只暗中阻挠”。
　　
　　当其时也，“立宪”这个词的流行与神圣，一点也不亚于今天之“改革”。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共识，要感谢俄国做了车之鉴。1904年，近代史上伤害中国最深的两个国家——老毛子俄国和小毛子日本，在中国东北大动干戈，第二年，日本取得了海战和陆战的完胜。这个结果大大刺激了国人。此前，相当多的人对甲午之败心有不甘，认为不是国军无能，而是日军太狡猾，现在，连一向畏若熊罴的俄国都败给日本这个撮尔小国，体制上的痼疾再也掩饰不住，反而通过大小与强弱的强烈反差被放大。俄国啊，这个一直在北方熊视眈眈的庞然大物，曾经让帝国既恨且羡。一方面，它侵占了帝国将近六分之一的辖地，甚至威胁到东北“龙兴之地”，而且他们的手段很不光彩，巧取豪夺、趁伙打劫，着实可恨；另一方面，作为另一个老大帝国，俄国并没有体制上的优越性，却能雄立于欧洲列强之中，这给朝廷无限的想象之间：我们的体制并没有问题，只要我们人品大爆发、奋发图强，就一定可以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恢复天朝上国的荣光。在这种思维的逻辑中，大清国需要的不是改变，唯一需要的是等待——等待一个我们自己的彼得大帝。只要有一个好BOSS，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如今，我们体制上的大佬终于在UP势力面前倒下了，这让国人感同身受、兔死狐悲：“日俄之役也，群以为非军队之竞争，乃政治之竞争。卒之日胜而俄败，专制立宪，得失皎然。”穷则思变，血的事实告诉我们，不能一棵对上吊死，在民主宪政的世界大潮中，专政集权没有出路。于是，对立宪的渴求就顺理成章了，立宪的思潮深入人心。1905年第11期《东方杂志》如是记载：“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
　　
　　无论是真心还是作秀，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公仆开始提倡立宪，以顺民情。6月4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及两江总督周馥联名上奏，主张立宪。慈禧老佛爷绝非善主，却也并不糊涂，7月，她在召见大臣时表示：“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涡灭，候调查结果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既然立宪有利于加强皇家的执政基础，有利于巩固皇家的执政地位，有利于粉碎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家伙不可告人的阴谋，当然应该顺应潮流，以示天恩隆眷。虽然经过革命党刺杀风波，朝廷还是在当年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第二年大臣们回来后，备言立宪诸番好处：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立宪，就是让衰朽的王朝重新勃起的灵丹妙药。1906年，慈禧太后在召对中问张之洞如何平息留洋学生排满，张之洞轻描淡写地说：“只须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在讨论立宪问题的高层会议上，袁世凯慷慨激昂地说：“实行立宪，是吾辈莫大的责任。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吾辈当共勉之。” 首席军机大臣奕劻也说得很直接：“立宪一事，固有利而无弊也”，朝廷应当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定不移地高举立宪伟大旗帜：“自古以来，朝廷大政，咸以民之趋向为趋向。今举国趋向在此，足见现在应措施之策，即莫要于此。若必舍此他图，即拂民意，是舍安而趋危，避福而就祸也。以吾之意，似应决定立宪，从速宣布，以顺民心而副圣意。”
　　
　　即使过了一百多年，这些话听来也是掷地有声。要是放在今天，我们的阿凯哥和劻爷爷该有多少热血沸腾的粉丝呵。
　　
　　经过这轮立宪的头脑风暴和思想大解放，帝国的宪政工作晃晃悠悠地开展起来。9月1日，朝廷发布《仿行立宪上谕》，诏示天下，仿行宪政。这个提纲契领的文件，提出了一个中心“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两个基本点“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老佛爷老成持国，补充了四项基本原则：“一曰君权不可侵损；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辫发不准剃；四曰典礼不可废。”随后，朝廷开始着手改革官制，进行机构大改革，包括中央各部委的撤并，比如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归并内阁及各部办理，以适应立宪环境下的工作需要。1908年8月，老佛爷在归天之前，颁布了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钦定宪法大纲》，在保护君上大权、坚持君上领导的前提下，基本遵循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并且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作出了一些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结社等事准其自由”；“臣民非按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等等。同时，公布了《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确定了阶段性工作重点和远景目标：1909年开设各省谘议局，1910年开设资政院，作为地方和中央议会的过渡机关；9年后，颁定宪法，选举议员，召开国会。大清国立宪复兴的宏伟蓝图由此确定，美好的前途在向兴奋的人们招手。
　　
　　谁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呢？中国人是天生的顺民和爱国者，对“国家”有着与生俱来的拥护、理解、同情与期待。1870年“天津教案”激化的原因就是法国领事枪击县太爷。父母官竟然被洋人欺负，这还了得？十里八街的乡亲们群情激愤，打杀教众、焚毁教堂，热火朝天。现在，朝廷都要立宪了，这是何等壮举啊，热爱大清国的志士仁人们，充满欣慰，翘首以盼，并且与阴谋破坏的反动分子势不两立。1905年，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动身时，革命党人吴越“人肉炸弹”袭击考察团专列，五大臣有三人受伤，出洋行程被迫推迟。当时舆论纷纷谴责这种暗杀恐怖活动，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预备，关系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关系到所有中国人的福祉，只要还有一丁点爱国心，都应当关心、爱护并且促成此事。张謇后来说：“宪政之果行与否非我所敢知；而为中国计，则稍有人心者不可一日忘此事。”人们希望政府不畏艰难，越挫越勇，奋勇前行。上海复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还联合发了慰问电。1906年宣布仿行宪政后，立宪派和地方士绅无不欢欣鼓舞：“五千年相沿袭之政体，不待人民之请求，一跃而有立宪之希望。”各地纷纷召开庆祝会，四处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热烈庆贺，“奔走相庆，破涕为笑……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先见分子纷纷行动起来，积极成立组织，投入立宪的准备工作。杨度在东京成立了宪政讲习会，张謇在上海发起成立由郑孝胥任会长的预备立宪公会，梁启超也从日本返回上海，成立“政闻社”，研究和宣传宪政。11月25日（农历十月十日）是慈禧寿诞，北京各学堂万余人齐集京师大学堂，祝福老佛爷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即使象张謇这么高明的人，也是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爱国热情，期求当权者当机立断、施行宪政，或可力挽狂澜。张謇的朋友曾经对他说：“以政府社会各方面之见象观之，国不亡，无天理。”张謇反驳说：“我辈尚在，而不为设一策，至坐观其亡，无人理。”赤子之心啊，情何以堪！
　　
　　很明显，作为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大清王朝此时手中的棋还是不错的，立宪这盘很大很大的棋，其实大有可为。那么，大清王朝是如何“其亡也忽”的呢？症结就在两个字：权力！
　　
　　前面说到，当时“立宪”这个词就象今天的“改革”一样，既流行又神圣，是不容违逆的时代精神和集体意志，是思想上的尚方宝剑，无人敢挡。其实，“立宪”相对于“改革”来说，更有其特殊的深层含义：清政府于1901年开始的“新政”，可以视作经济、教育、军事等领域的广泛改革，而立宪，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亨廷顿有句名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它准备改革的时候。”这句话其实只说了一半，指出了改革的风险，却没有指出改革的必要性和前途：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如果它拒绝或者拖延改革，也仅仅只能苟延残喘、等待火山爆发的那一天，但是如果它能够破釜沉舟、革故鼎新，还有机会赢得新生，至少能够赢得历史的美名——这其实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它厉行改革的决心、意志和手段。一些试行改革的坏政府之所以最后被推翻，不是因为它们开启改革，恰恰是因为它们在改革的关键时刻扭扭捏捏，玩弄似是而非的把戏，甚至强奸改革的精神，借改革之名行苟且之事。无庸置疑，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这绝不意味着改革可以慢慢磨蹭一步三回头，特别是政治改革，根本没有多少拖延的机会，必须抓住“大柄在手”的有利时机，利用“士气可用”的民众热情，坚决贯彻，一鼓作气，浴火重生，否则就会沦丧在讨价还价、尔谀我诈的权力斗争中。因为改革一旦触及根深蒂固的权力体系，什么魑魅伎俩都会祭出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终不是雷厉风行洗心革面，就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在政治改革的关键时刻，没有徘徊，没有折中，非此即彼，非死即生，前方为光辉之胜利，后面即毁灭之深渊。不幸的是，大清王朝显然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魄力和手段，世人都晓立宪好，惟有权力忘不了，光辉的宪政宏图一步步被汹涌的权谋暗潮所吞没，在立宪的大旗下，充分表演着权力的原罪。